
今天我們在一起探討“中國式管理”是不是一個真命題,會前大家開玩笑給我的定位是“正本清源”。
正本清源的話,我覺得要討論清楚還是要先厘清“中國式管理”“中國式管理理論”與“中國管理實踐”這幾個概念的區別。在口頭表達上,似乎大家所指的是同一事物,但實際上有可能是風牛馬不相及。如“中國式管理理論”與“中國式管理實踐”,這兩者就差別巨大。
一個完整的管理理論要包含四個基本要素:“什么”(What)、“如何”(How)、“為什么”(Why)和“誰、何處、何時”(Who、Where、When),而管理理論也正是從這四個方面解釋組織與管理現象的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
一個管理實踐是指為達到特定的組織目標,具有特定模式的一系列有組織的活動的集合。特定模式是指構成一個實踐的系列活動之間存在著相關聯的邏輯關系,從而使這些活動表現出特定的組合樣式。
按照庫恩提出的理論的具象標準:精確性、一致性、廣泛性、簡單性和富有成果性,也就意味著無論冠以什么名義的理論都應當回歸到一般原理。從這個定義上講,就不存在“中國式管理理論”或者“某國式管理理論”的概念。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中國式管理理論”就是一個偽命題。
學界和理論界關于“中國式管理”的爭論非常激烈,并引發諸多爭議話題。如“中國式管理理論”是什么與不是什么,“中國式管理理論”價值何在,“中國式管理理論”的研究多范式與單一范式哪個更可取,“中國式管理理論”采用實證研究與質性研究哪個更好,科學嚴密性與實踐有用性誰更有價值,等等。
也有學者基于認知分類劃分了“中國式管理”的六大代表理論,包括曾仕強的“中道管理”、席酉民的“和諧管理”、蘇東水的“東方管理”、黃如金的“和合管理”、齊善鴻的“道本管理”和成中英的“C管理理論”。于是很多人認為是存在著中國式管理理論的。我個人認為,這些理論基本屬于管理理論的范疇,但更準確的定位應當是以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為基礎研究的成熟或不成熟的管理理論。
成熟或者不成熟是就理論本身的普遍性和可檢驗性而言,如果僅僅是解釋某一特定區域或者某一特定類型甚至某一特指企業的管理實踐,顯然還不能稱之為理論或者成熟理論,但即使這樣也和“中國式管理理論”本身沒有關系。比如周可真就從“科學是一種文化”與“管理不僅是科學且是一種文化”這兩個基本命題出發分析了這一問題,他用“中國數學與美國數學”來類比“中國式管理與美國式管理”,以論證“具有差異性”的“中國式管理”是否具有科學“普適性”的問題。因此,如果我們始終強調“中國式管理”的特殊性,并冠以“中國式管理理論”顯然在“管理科學”層面是難以達成共識的。
換個角度,我們談論當“中國式管理”的主體是“中國管理實踐”時,這一命題顯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研究價值。
首先,中國優秀企業所展現出來的獨特的管理實踐確實帶來了企業的卓越業績。比如華為通過不斷探索實踐所打造出來的圍繞人的價值,持續激活人的價值創造與奮斗精神的人才管理機制、圍繞客戶的價值實現的組織變革與組織能力建設機制都屬于獨特的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
研究和總結這些實踐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白長虹就認為優秀企業的管理實踐邏輯是可以傳承和復制的,是可認知并且是可以被其他組織復制的。這些成果得到推廣,可以使更多企業能夠學習到有益的實踐知識。這也就是為什么今天大量的企業在學華為,但是又似乎總是陷入學不會的尷尬境界,其原因就在于對于管理實踐邏輯的理解、總結和提煉不夠,總是停留在學“術”的層面上。華夏基石作為一家研究型咨詢公司,這些年在對企業管理實踐邏輯的研究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顯然這個領域還大有可為,潛力巨大。
其次,管理實踐又成為管理理論提出的基礎和路徑。西南政法大學白勝教授以演繹推理、歸納推理與溯因推理三種基本邏輯推理形式為標準,梳理了國外管理理論的建構研究。
演繹推理源于笛卡爾的唯理主義,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不需要由感覺經驗驗證的先驗知識,借助這些知識就可以演繹出其它知識。演繹推理用于建構管理理論,并非是簡單地從已有理論演繹出其他理論,而是先由理論演繹出待檢驗假設、預知或理論體系等,再收集數據檢驗假設,由檢驗結果反過來證實或證偽該理論。如果理論獲得證實,則增強了理論效度,強化了理論;如果證偽了理論,則為修正、優化該理論找到了機會和基點。
歸納推理認識論源自洛克的經驗主義,認為世界萬物均為固有的客觀存在,不存在任何先驗知識。因此,知識的唯一來源就是由感覺而形成的經驗,而知識獲取方式是歸納個別感覺經驗。學者采用歸納推理進行管理理論建構時,實地研究成為主要策略,包括扎根理論法、案例研究法和創新行動研究法都屬于實地研究策略。與研究策略相對應的,實踐有用性成為管理理論的重要評價標準。采用歸納推理研究管理理論最有影響的就是卡普蘭用自創的創新行動研究法構建了平衡計分卡理論。
溯因推理認識論源頭為杜威等人倡導的實用主義,主張以最終實用性為標準,強調從各種角度而不是單一角度獲取有用的知識。溯因推理強調理論與實踐間反復“對話”,組織公平理論的創建者Folger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溯因推理為邏輯指導的。
我花大篇幅在這里介紹基于三種基本邏輯推理的管理理論建構方法,就是想回答我們研究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的重大意義,或者說是我們討論“中國管理實踐”對于構建新的管理理論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如果談“管理實踐”,那就是實踐邏輯,一定有“中國式”,因為環境不一樣,文化不一樣。
華為為什么成功?因為在管理流程、模式上,華為是徹徹底底的“西方式”,也就是前述老師所講的,華為沒有什么新鮮的管理理論。但是,它確實又是一家具有中國特色的“西方式”公司,這個中國特色就是以任正非為代表的管理者探索出來的管理實踐。
中國還有很多優秀的企業實踐,比如海底撈的服務創新模式、海爾的人單合一模式、美的的平臺化改造實踐,等等。通過研究和描述管理實踐并總結相關的經驗,就有可能成為構建解釋這些實踐內在機理和作用機制的理論基礎。
我們今天研究的管理實踐會不會抽象成一般原理呢?會不會如豐田的精益生產等從企業管理實踐邏輯中升華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管理理論?我相信隨著中國企業的發展和越來越多的最優管理實踐被總結提煉出來,一定會形成真正的可被驗證的管理理論。
當代著名的管理學者哈默爾與普拉哈拉德合著的《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在很長時間里影響著戰略管理理論與實踐的演進方向。他連續幾年去海爾交流調研,就是要研究海爾現象,試圖提煉出一般性規律,如果真做到了,就成了管理理論,因為是跟中國的實踐緊密結合。如果問會不會打上如“豐田精益生產”一樣的標簽還說不準,但目前確實還沒有到這個程度。至于未來會不會提煉出一般管理理論,然后打上中國的標簽,是有可能的。
部分資料來源:華夏基石管理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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